在西汉王朝妥协退让政策下，匈奴势力一天天扩大，肆意寇边抢掠，直接关系西汉政权的生死存亡。用什么思想可以让天下臣民能够忠君爱国、同仇敌忾地与入侵者殊死搏杀呢？
以上种种挑战与问题，刘彻认为儒家思想是解决问题的有利武器。
新政受挫武帝刘彻在刚刚立为太子时，就深受儒学影响。16岁登基后，开始实施“新政”：罢免丞相卫绾，改组“三公”人选。任命窦太后的侄子窦婴为丞相，王夫人的同母弟（武帝舅父）田蚡为太尉，又任精通《诗》的儒生赵绾为御史大夫，还任命另一儒生王臧为郎中令（相当于皇宫侍卫长），成为武帝的近臣。
汉武帝又议立“明堂”，准备按古制大兴礼乐。“明堂”是儒家常讲的一种朝会的礼仪制度。汉武帝派人用安车驷马，将名儒申公迎来长安，具体指导筹建明堂诸事。
汉武帝跃跃欲试，正醉心于尊崇儒术，却遭到住在东宫的太皇太后的反对。她怒斥武帝，断然禁止他再搞尊儒活动。汉武帝无奈，只好放弃筹建明堂的计划，还被迫把赵绾和王臧下狱治罪。丞相窦婴、太尉田蚡都被免职。申公因病免官，回到老家，几年后就死了。汉武帝的尊儒新政，暂时受到了挫折。
董仲舒像建元六年（前135）五月，身历四朝的窦太皇太后死了。武帝年已22岁，王太后宠爱儿子，不干预政事，汉武帝有了独立处理国家大事的权力，于是，终于告别了政治“禁锢期”，得到了施展抱负的机会，采纳了董仲舒的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建议。
董仲舒及其“天人三策”董仲舒，广川（今河北景县）人，汉代思想家、经学家，专治《公羊春秋》。元光元年（前134）五月，武帝亲自召见董仲舒。董仲舒针对武帝的问题一一做了解答，提出了著名的“天人三策”，得到了武帝的赏识。
董仲舒思想的主要特色，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，引入阴阳五行理论，建成新的思想体系。董仲舒说：“王道之三纲，可求于天”，“天不变，道亦不变”。董仲舒以“天人感应”的神学思想。董仲舒宣称：帝王受命于“天”，是秉承“天意”统治天下的，因此称为“天子”。按照这个说法，帝王自然就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威，这是武帝最需要的精神武器。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，又根据“阳尊阴卑”的思想，建立一套“三纲”、“五常”的伦理学。董仲舒建议统一学术，统一思想，直截了当地提出了“大一统”的政治思想。
汉武帝听了“天人三策”，大为兴奋，于是从其所议，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。董仲舒的“天人合一”理论改变了汉家统治的指导思想，由以前的崇尚黄老无为政治，改为崇尚儒学的礼乐文章，开启了汉代文治灿烂的先河；砥砺了汉代士子好学尚文的一代风尚。国家以儒学选士，士子以儒行励操，于是形成尊儒好学的风气；岁贡贤能，形成定制，并以考绩官吏，从而为国家多渠道选拔人才开通了航道；确立了儒家独尊的地位，使儒学从诸子之一，借助政府的力量，战胜百家，取得压倒优势，成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，于是儒风渐盛，圣学广被，儒学实现了重大转折。
汉武帝“罢黜百家”以后，实际上只是提高儒学地位，将其奉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而已，各种思想学派并未完全被禁止。儒家以外的各派学者，不仅可以公开教授、治学，而且有不少人还进入朝廷为官。
◎政治上：变革制度
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，对政治制度进行了重大变革，从而完善了国家制度。
推恩子弟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，诸侯王国问题基本解决，但是诸侯王的势力依然存在，再次成为半独立状态的割据势力。事实证明，武帝即位以后，决心彻底解决诸侯王分封、内乱不止的问题。
元朔二年（前127），善于“揣摩圣意”的主父偃向汉武帝进献“推恩”之策：“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，以地侯之。彼人人喜得所愿，上以得施，实分其国，不削而稍弱矣。”
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议，颁行“推恩令”。仅从元朔二年至六年（前127～123），封侯的数目就多达121人；元鼎至武帝末年（前116～前87），又有44人封侯，甚至一日之内竟有24人同时封侯。
此外，对有罪的诸侯王，则削夺其封国。仅元鼎五年（前112），武帝以酎金（根据汉制，每年八月要举行宗庙大祭，王侯必须献黄金助祭，称为“酎金”）不合规定为理由，就削夺了106个人的爵位。
这种“恩”、“威”并施的政策，基本上解决了汉初以来长期未得到解决的诸侯王势力的问题。汉武帝以后，虽然诸侯王国继续存在，但是作为一种政治势力，它已经失去汉初原有的活力了。
广开仕途为了维护西汉王朝庞大的官僚体系，必须有一大批官吏不断地充实到各个机构中去，这就要求有一套完整的选择官吏的办法。汉武帝为了网罗人才，采纳了董仲舒的“求贤”建议，实现了察举制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官制度。
察举，即先行考察，再举为官之意。它源于高祖，而明文规定则始于武帝。武帝令郡国举孝、廉各一人，每年一次。孝廉即孝子和廉吏，是察举的两个科目，后来混为一科。察举的对象是通晓儒学的儒生，其出路是到中央任郎官。察举的科目除孝廉外，还有茂才、贤良方正、贤良文学、明经、明法等。
选官的另一种途径是以博士弟子员入补官吏。元朔五年（前124），丞相公孙弘奏请，让博士弟子员受业一年，经过“射策课试”，能通一经者就可以补文学掌故之缺，课试高第者可以任郎中。
这样的选官制度，保证了“独尊儒术”的推行，进一步扩大了选拔官吏的范围，为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。
中朝预政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，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：一是加强皇帝控制朝臣的权力，二是加强朝廷控制各地的权力。而这些都要靠封建官僚机构来实现。汉武帝作为一位有作为的帝王，在政治体制上开设中、外朝，形成两个官僚系统：一个是由大将军、尚书等组成的中朝，又称内朝或内廷，是决策机关；一个是以丞相为首的外朝，是政务机关。
中、外朝体制形成的根源在于汉初政治制度本身所存在的矛盾，换言之，它是君权与相权斗争的产物。汉初承袭秦制，以丞相辅佐皇帝，丞相权势之大，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这种形势在汉武帝即位之初仍然没有什么改变。他即位不久，丞相田蚡掌握任免大小官吏的大权，可谓权倾朝野。汉武帝对此十分不满。一日，田蚡入宫奏事，武帝问他：“君除（任命）吏尽未？吾亦欲除吏！”仅一语便表明武帝不满丞相权柄之重，决心削弱相权，建立中朝。
武帝通过贤良对策等方式，身边集中了一批有才干的近侍之臣。他们由庶僚加衔侍中、诸曹、诸吏、给事中，从而成为入侍武帝的内臣。他们名为侍从之臣，实际参与谋议，这些中朝官员的秩爵并不显要，但是身份特殊，他们不仅参与军国大事的谋议，有时奉命与公卿大臣论辩，以致面折廷争而诎大臣。这种做法就是用小官管大事，而这些小官又易于控制，从而收到以卑制尊、以轻驭重、以中御外、尊君抑臣的目的。
中朝预政是朝廷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，它加强了皇权对国家各方面的控制，而且大大精确了中央决策的内容，使工作效率得以提高，同时也便于众人对武帝意图的理解。
加强监察汉武帝统治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，就必须驾驭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，使他们尽心效力，忠于职守。然而由于汉景帝以来，职官、司法制度日益废弛，奢侈成风，吏治败坏，结果征敛不止，民不聊生，加剧了社会危机。
建立刺史制度。元封五年（前106），汉廷正式颁行刺史制度，以便考察郡国治政，加强对地方行政的控制。朝廷将全国划分为13个州部，每州设刺史一人，负责监察所属郡国。刺史由朝廷派遣，秩仅六百石，属于低级官员，但是职权很重，有权监察二千石的郡守和王国相，还有地方的强宗豪右，稍后甚至可督察诸侯王。刺史受御史大夫所属的御史中丞直接领导，在人事上是独立的，在地方查明官吏的不法事实后，自己不能擅自处理，只能上报御史中丞，请求上级处理。
设置司隶校尉。征和四年（前89），武帝又设置司隶校尉，监察京师百官和三辅（京兆尹、左冯翊、右扶风）、三河（河东、河内、河南）及弘农七郡的官员。
设置丞相司直。丞相司直是丞相的艄伲灯鹄词切┫嗉嗖觳环u僭钡模导噬弦财鹱偶嗖熵┫嗟淖饔谩?br>
御史中丞、司隶校尉、丞相司直是武帝时期建立起来的三大监察系统。这三大监察系统互相监督，大大加强了皇帝对中央百官和地方官吏的控制，从而保证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皇帝的至高无上的地位。
尊经兴学秦汉之际，儒家多难。秦始皇焚书坑儒，汉高祖对儒生溺冠辱骂，这个学派遭到各种贬绌。儒学的复兴，始于文景时期，完成于武帝时代，其间有两大举措：
置五经博士。在文景时期，儒学共立了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三经博士。建元五年（前136），汉武帝趁窦太皇太后病重之机，正式置“五经”博士。